浅谈《中华帝国全志》对《本草纲目》的翻译与传播

　　摘要：由法国传教士杜赫德主编的《中华帝国全志》一书摘译了《本草纲目》的部分内容， 对《本草纲目》在欧洲的传播产生了重要影响。通过梳理《中华帝国全志》对《本草纲目》所载药性理论以及16种药物的摘译， 进一步探讨此书编者选译16种药物的原因， 分析《中华帝国全志》对《本草纲目》流传欧洲发挥的重要作用。

　　

　　关键词：中华帝国全志； 本草纲目； 文化传播；

　　

　　18世纪法国传教士杜赫德主编了《中华帝国全志》一书， 从地理、习俗、礼仪、宗教、政治、医学、动植物、科技等多个角度介绍了中国， 并摘译了多种中国古籍。本书在欧洲流传甚广， 是当时西方了解中国的重要文献依据。该书节译了《本草纲目》所收载的药性理论以及16种药物， 将《本草纲目》的主要内容、编写体例及采用的药物分类法介绍到西方， 对于当时的欧洲学者了解中药理论产生了重要影响。

　　

　　目前学者对《中华帝国全志》的研究多从整体角度进行分析， 如法国学者蓝莉[1]对于该书的成书过程以及内容、体例进行了详细的研究， 而专门针对该书与《本草纲目》的研究则较少。本文选取英文版《中华帝国全志》与金陵版《本草纲目》进行内容对比， 并分析同时期欧洲相关着作中对于中药的论述， 进一步探讨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西方对中药的认识与态度。

　　

　　1 摘译的基本内容

　　

　　《中华帝国全志》 （Description géographique, historique, chronologique et physique de l'empire de la chine et Tartarie chinoise, 以下简称《全志》） 是由27位传教士集体供稿、并由法国传教士杜赫德 （Jean-Baptiste Du Halde, 1674-1743） 主编的百科全书式的综合性着作。《全志》于1735年在巴黎首次刊行， 并在1736年以盗版形式在荷兰刊行。在整个18世纪中， 《全志》先后被节译或全译为英文、德文及俄文[1]27.仅仅在英国就出现了两种通行的版本体系：一种是1736年由出版商瓦茨 （John Watts） 出版、布鲁克斯 （R.Brookes） 节译的《中国通史》 （The General History of China） , 又称“瓦茨版”;另一种是1738年由出版商凯夫 （Edward Cave） 刊行的《中华帝国及华属鞑靼全志》 （Description of the Empire of China and Chinese Trtarey） , 又作“凯夫版”[2].

　　

　　在1735年出版的法文版《全志》第3卷中， 详细介绍了中国明代本草学家李时珍编纂《本草纲目》一书， 并且摘译了《本草纲目》的部分内容[1]242, 包括对“历代诸家本草”“神农本经名例”“陶隐居名医别录合药分剂法则”“七方”以及16种药物的摘译。根据蓝莉对供稿者译文手稿的研究发现， 其中“神农本经名例”“陶隐居名医别录合药分剂法则”两部分， 以及茶、茶籽、海马、石蟹、麝香5种药物的翻译， 来自法国传教士白晋的手稿；有关象、骆驼、虫白蜡、乌桕木的翻译， 源于法国传教士刘应的手稿；而对五倍子的翻译， 或出自法国传教士殷弘绪[1]243-261.尽管我们目前并未得见1735年初版的《全志》法文译本， 但在对比了“凯夫版”以及“瓦茨版”两种英译版本后， 发现“凯夫版”的译文较之“瓦茨版”更为全面。因此， 我们选择“凯夫版”《中华帝国及华属鞑靼全志》 （简称凯夫版《全志》） 为工作蓝本， 将其中摘译自《本草纲目》的内容同《本草纲目》金陵版原文进行对比。

　　

　　1.1“历代诸家本草”

　　

　　在凯夫版《全志》第2卷摘译了《本草纲目》序言部分“历代诸家本草”的内容， 翻译了李时珍对《神农本草经》《名医别录》《桐君采药录》等42种本草古籍的介绍[3]208-210.为了方便读者理解， 译者将这些本草古籍按照成书年代进行分类， 共分为汉、唐、宋、元、明5类。《本草纲目》对每一种古籍的介绍较为详细且多有述评， 但凯夫版《全志》的译者仅译出书名、作者及其卷数。

　　

　　1.2“神农本经名例”

　　

　　凯夫版《全志》还摘译了“神农本经名例”[3]210-212.李时珍在此处引用了《神农本草经》 （以下简称《本经》） 15处原文， 阐释了三品分类法、君臣佐使、四气五味等药性理论， 并在每一处原文后附以诸家论述。凯夫版《全志》对这部分来自《本经》的原文全部进行了翻译， 而对《本经》条文下所附诸家论述则仅选取一条至数条译出。此外， 金陵版《本草纲目》在排版上以大字、小字对《本经》原文和诸家之论进行区分， 而凯夫版《全志》在排版上采用了同样的形式， 且在评述前注明“Com” （Commentary） 或“Note”以示区别。

　　

　　1.3“陶隐居名医别录合药分剂法则”

　　

　　凯夫版《全志》又摘译了“陶隐居名医别录合药分剂法则”的部分内容[3]212-213.李时珍在本节引用了陶弘景关于药物修治的论述， 并在原文下附以诸家评述。而凯夫版《全志》仅摘译了《本草纲目》中两段相关原文及其下的评述内容， 其一为：“凡丸散药， 亦先切细暴燥乃捣之。有各捣者， 有合捣者， 并随方。其润湿药， ……皆先增分两切暴， 独捣碎更暴。若逢阴雨， 微火烘之， 既燥， 停冷捣之”[4];其二为：“凡筛丸散， 用重密绢， 各筛毕， 更合于臼中， 捣数百遍， 色理和同， 乃佳也， ……温汤勿用铁器。服汤宁小沸， 热则易下， 冷则呕涌”[4], 评述之文同样以小字印刷， 并注明“Com”加以区分。

　　

　　1.4“七方”

　　

　　凯夫版《全志》亦摘译了“七方”的内容， 但这部分内容紧随“陶隐居名医别录合药分剂法则”之后， 并未单独列出标题[3]213-214.李时珍在“七方”一节辑录了多位医家关于“大、小、缓、急、奇、偶、复”7类方剂的论述， 凯夫版《全志》除个别医家的评述未进行翻译之外， 基本全译了这部分内容。

　　

　　1.5 部分药物

　　

　　凯夫版《全志》摘译了《本草纲目》各部收载的人参、茶、茶籽、大象、骆驼、海马、石蟹、麝香、冬虫夏草、三七、大黄、当归、阿胶、虫白蜡、五倍子、乌桕木共16种药物[3]215-235.凯夫版《全志》对药物的介绍主要摘译自《本草纲目》相关药物下的“集解”“修治” （包括药物的性味、保存及炮制等内容） 及“主治”“方剂”几个部分， 且融入了译者的个人论述。在16种药物中， 凯夫版《全志》对人参、茶和五倍子的介绍较为详细， 譬如“人参”一味， 译出了相关的39首方剂， 而对其他药物的翻译则较为简略。

　　

　　2 翻译的特点

　　

　　尽管我们所依据的版本为“凯夫版”英文译本， 而并非1735年的法文版《全志》， 但此版《全志》在由法文转译为英文时， 也保留了原法文译者翻译的某些特点。

　　

　　首先， 凯夫版《全志》并非单纯对《本草纲目》的摘译， 而是采用了夹叙夹议的方式， 将译者的个人观点与经验融合到译文之中。其次， 凯夫版《全志》采用了音译、直译及意译3种翻译方式。对某些药物、方剂的名称， 多采用音译或直译。采用音译的， 如“人参”译作“JIN-SENG”[3]215, “三七”译作“SAN-TSI”[3]228, “海马”译作“HAY-MA”;采取直译的， 如“海马”又译作“SeaHorse”[3]225, “复命汤”译作“the medicine which restores lost life”[3]220, 即“一种可以恢复失去的生命的药物”.而关于疾病症状的翻译， 多采用意译的方式， 如“伤寒坏症”译为“for malignant fevers”[3]220, 即“恶性的发热”;“怔忡自汗”翻译为“for the palpitation of the heart, attended with sweating”[3]219, 即“用于心慌伴有出汗”.从整句的翻译来看， 某些晦涩难懂的语句往往以西方人更容易理解的方式进行翻译。如“七方”中“汗不以奇， 下不以偶”一句， 翻译为“the receipts called Ki fang are never used to procure a sweat, and the nghew fang have no place in purgations”[3]213, 即“奇方不会被用于发汗， 偶方不会被用于通便”.

　　

　　值得注意的是， 由于译者大多是非中医背景的欧洲人， 因此， 对某些中医病证往往难以理解透彻。如人参的附方之一有“开心益智”的功效， 其中“开心”的意思本为“开心窍、开心智”, 但译者将其译作“against melancholy and oppression at heart”[3]219, 意思就变成了“对抗忧郁以及对心脏的压迫”, 可见译者将“开心”理解成了“心情舒畅”;再如“胃虚恶心”译作“a receipt for weak stomachs, and ailment of the heart”[3]218, 此处将“恶心”翻译为“心脏的疾病”, 可见译者见到“心”即认为是“心脏”, 从而彻底混淆了病变部位。译者本人也在译文中写道：“若想透彻地理解中国的犬瘟热十分困难， 因此， 这里译出的疾病名称或许会存在一些错误， 我们采用了字对字的翻译方式译出了一些方剂名称， 这样读者能够更好地明白中国人思考问题的方式， 以及他们的组方思维”[3]221.

　　

　　3 选译药物的原因

　　

　　凯夫版《全志》所译来自《本草纲目》的16种药物， 并非中国医生在临床中最为常用的药物。除人参、三七、阿胶等属于常用于中医临床的药物之外， 诸如茶、麝香、虫白蜡一类， 多是中国人的日常生活用品而并非作为药物使用药材。再如石蟹、大象、骆驼、海马一类， 无论是在临床还是实际生活中， 都极少被用于治病或食用。因此， 凯夫版《全志》之所以选择此16种药物进行摘译， 或许更多地是出于欧洲学者的兴趣、中欧之间的贸易需求以及其他目的。

　　

　　3.1 欧洲学者的兴趣

　　

　　在《全志》出现之前， 欧洲学者要想了解中国植物， 很大程度上会参考以下几种着作：波兰传教士卜弥格 （Michel Boym, 1612-1659） 编纂的《中国植物志》及《单味药》， 意大利传教士卫匡国 （Martino Martini, 1614-1661） 撰写的《中国地图》， 以及德国传教士基歇尔 （Athanasius Kircher, 1601-1680） 编着的《中国图说》。在这几种着作中， 除了卜弥格的《中国植物志》以及《单味药》单独论述中国的动物、植物外， 其余两种皆为广泛介绍中国的综合性着作。

　　

　　如果我们将凯夫版《全志》所摘译的16种药物与以上几种着作所记录的药物进行对比发现， 这几种着作所论述的药物存在很高的重合度， 如《中国植物志》记载了大黄、麝香和海马， 而《单味药》介绍了人参、大黄、五倍子、石蟹以及麝香[5];《中国地图》论述了人参、茶、大黄、麝香、石蟹[6]325-356;《中国图说》描述了人参、茶、大黄、茶籽、乌桕木、麝香、石蟹[6]325-356.而与《全志》同期出版、由法国传教士李明 （Louis Daniel Lecomte, 1655-1728） 编撰的《中国近事报道》一书， 同样谈到了人参、茶、乌桕木几种药物[7].

　　

　　由此可见， 《全志》所介绍的16种药物， 其中大部分对欧洲学者来说并不陌生， 而是常常出现在其他介绍中国的西方着作中， 说明正是因为欧洲学者对这些药物多有兴趣， 才会在各种关于中国的着述中反复提及。欧洲学者对这些药物的兴趣， 还可以从另一个方面体现出来。根据蓝莉的研究， 凯夫版《全志》在编译内容的选择上或许参考了两次“提问”.一次是1684年法国皇家科学院成员提出的一份问题汇总， 蓝莉认为， “那份问题汇总纵然不是杜赫德及其供稿人的编写提纲， 至少向他们表明了法国学界的兴趣和期待之所在”[1]139.另一次则是1689年莱布尼茨写给传教士闵明“我的一封信”中所提出的30个关于中国的问题。

　　

　　分析两次“提问”的具体内容可以看出， 当时的欧洲学者对中国植物， 尤其是中国的药用植物有着浓厚的兴趣。在1684年皇家科学院成员的问题汇总中， 第5个问题涉及到茶、大黄以及“中国的其他奇妙的药用植物”[1]164, 而在莱布尼茨的信中问及的第2、3、4个问题， 分别是：“人参是否如人们普遍认为的那样确实具有巨大的疗效？”“是否有不少珍贵植物可以移植到欧洲， 或者至少移植到基督教地区？其中哪些就其作用来说最值得首先移植？”“卜弥格神甫是否写有《中国植物志》， 还有哪些谈论中国事物的珍贵资料没有发表？”[8]

　　

　　这种通过写信向来华传教士提问以了解中国的方式在当时的欧洲十分盛行。俄罗斯植物学家阿尔芒 （Amman Johann, 1707-1741） 于1734年曾经列出一个问题清单， 其中的问题同样包含了“大黄的采集、加工和使用方法， 人参的生长环境与医疗用途， 莫合烟在烧灼治疗中的使用， 茶的采集与制作”[9].可见大黄、人参、茶等药材一直是欧洲学者的关注点。

　　

　　通过分析凯夫版《全志》对《本草纲目》的摘译不难得知， 欧洲学者所提出的问题确实得到了很好的解答。《全志》大量翻译了《本草纲目》对人参、茶、大黄的记载， 还译出了其他一些药物的功效及中医药性理论， 或多或少地涉及了欧洲学者的关注点， 在某种程度上解答了他们的疑问。

　　

　　3.2 中欧贸易的需求

　　

　　《全志》在选译药物时， 同样也会考虑到实际的经济贸易因素。在《全志》收录的16种药物中， 譬如人参、茶、茶籽、麝香、大黄、五倍子等都是当时中欧贸易中常见且能带来高额利润的药物。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 （Matteo Ricci, 1551-1610） 曾对中欧的大黄及麝香所带来的利润描述道：“中国的药草丰富， 而在别处则只有进口才行。大黄和麝香最初是撒拉逊人从西方带进来的， 在传遍整个亚洲以后， 又以几乎难以置信的利润出口到欧洲。在这里买一磅大黄只要一角钱， 而在欧洲却要花六七倍之多的金块”[10].与此相似， 人参和茶的贸易也同样具有诱惑力。由于这些植物仅仅生长于东方， 欧洲人对它们的需求就显得尤为迫切。因此， 来华传教士们往往也肩负了在中国发现更多植物及药物的重任。学者林日杖表示， “西方不得不仰赖东方之商品， 而东方并不依赖于西方而独立发展， 是明清相当长时期内东西方贸易的一个显着特点”[11].而贸易的需要， 或许在某种程度上也促使《全志》的译者在选择药物进行翻译时， 更多地将着眼点置于那些中欧贸易中的重要药材。

　　

　　3.3 宗教利益的影响

　　

　　此外， 《全志》书中选译了一些动物药， 如大象、骆驼、海马、石蟹之类， 这些药物既不见于中医临床， 在中欧药物贸易中也很少出现， 而这可能与法兰西学院院士雷诺多 （Eusèbe Renaudot, 1646-1720） 对中国的质疑有关。雷诺多曾在其着作中猛烈批评中国的科技与文化， 并由此与杜赫德等耶稣会传教士产生了激烈的冲突， 严重阻碍了后者在中国的考察与传教活动。雷诺多称中国人根本不知道大象为何物， 并且对石蟹是否存在提出过质疑。因此， 法国学者蓝莉认为， 《全志》的供稿人和编纂者有意地挑选了有关“象”和“石蟹”的介绍， 以证明中国人对大象和石蟹的了解， 从而试图反驳雷诺多的观点[1]160.而一旦雷诺多的观点被证实是不可靠的， 则会相应削弱他对耶稣会传教士在中国活动的不利影响， 因此， 可以认为， 传教士对于药物的选择性翻译， 也受到了宗教利益冲突的影响。

　　

　　从凯夫版《全志》对《本草纲目》的药物翻译中可以看出， 凯夫版《全志》所选择的药物并非全是中国医生在临床常用的药物， 而多是那些有着重要贸易价值且为欧洲学者兴趣所在的药物， 甚至是一些可以帮助实现某种宗教目的的药物。正如学者陈明所说：“西方医药学家眼中看见的只是来自中国的‘药材', 而不是伴随着深厚中医理论和实践经验的’药品‘”[12].这种理念长久以来一直贯穿于中西方的医学及药物交流中， 同样也会影响到欧洲人对《本草纲目》的真实态度。

　　

　　4 对《本草纲目》在欧洲传播的影响

　　

　　《全志》并非是首次介绍、翻译《本草纲目》的欧洲着作， 但它的出现无疑是《本草纲目》在欧洲传播的一个重要的标志性事件， 具有以下重要意义。

　　

　　4.1 向欧洲学者详细介绍《本草纲目》

　　

　　在凯夫版《全志》“An extract of the Pen tsau kang mu, that is, the Chinese herbal” （《本草纲目》节录） 一章的篇首， 译者从主要内容、编纂目的、编写体例等方面对《本草纲目》进行了全面的介绍。

　　

　　译者首先向欧洲读者展示了《本草纲目》各卷的主要内容， 使读者对这部着作有所认知。随后译者介绍了李时珍编纂《本草纲目》的目的， 指出“尤其是在唐宋之后， 这些 （本草书籍） 变得愈加庞大， 因为这些着作层层叠叠， 变得十分混乱并且充满了错误， 所以李时珍带着为公众服务的愿望来完成这项工作。在这项工作中， 他增加了前代着作中一切精华的资料， 同时增加了自己的很多东西”[3]208.译者称， 自《本经》起， 中国历代的本草书籍都会在前代的基础上增添新的内容， 使后世本草书的内容愈加混乱驳杂， 而李时珍编纂《本草纲目》的目的， 正在于梳理材料、辨伪存真。

　　

　　那么李时珍是如何达到这一目的的呢？译者在其后介绍了《本草纲目》的编纂体例及方式， 指出“对同一种药物， 不同时代、不同作者会给出不同的名称， 李时珍仔细地收录了这些资料， 并在接下来指出在他所生活的时代中最常见的那个名称， ……接下来他介绍了每一种药物在哪里生长、如何采集以及保存。简而言之， 他会考证哪些说法是肯定的、可疑的或者虚假的， 并讲述了每种药物应该如何炮制以及应用， 最后以药物相关的处方和剂量作为结尾”[3]208.

　　

　　总之， 《全志》较为全面、系统地介绍了《本草纲目》的主要内容、编纂目的和编写体例， 使欧洲读者通过阅读《全志》能够对《本草纲目》有一个整体的了解。

　　

　　4.2 使欧洲学者对中药理论体系有所认知

　　

　　在《全志》成书之前， 欧洲就已经存在多种介绍中国药物的着作。譬如《中国地图》《中国图说》一类的综合性着作， 对中国药物的介绍多集中于药物的基源、功效， 而很少提及性味；卜弥格的药物学着作《单味药》一书论述了293种药物的药性、药味、归经、功效、毒性、炮制、畏反、基原、产地、药材质量以及服法禁忌， 其编撰体例与结构内容与中国传统本草学着作十分接近， 这在欧洲的着作中是很少见的[13].

　　

　　无论是以上这些介绍中国的综合性着作， 还是卜弥格的药物学专着， 都仅仅停留于对单味药物的介绍， 而非从整体的角度对中药学理论进行论述， 因此， 《全志》对《本草纲目》的摘译无疑填补了这一空白。首先， 《全志》对“历代诸家本草”的摘译介绍了42种重要的中国本草古籍。尽管仅仅是简要介绍了这些本草着作的书名、作者、卷数等基本信息， 但依然能够令欧洲学者对浩如烟海的中国本草古籍有一个大体的认识。其次， 对“神农本经名例”“陶隐居名医别录合药分剂法则”“七方”的摘译， 能够让欧洲学者了解到中药所特有的药性理论， 比如对《本经》三品分类法、君臣佐使、七情、四气五味等药性理论的翻译， 以及药物的采收时令、质量鉴别、修合炮制、组方原则等应用方法的翻译， 都可使得欧洲学者大致了解中药理论的独特与神奇。

　　

　　4.3 将《本草纲目》的药物分类法介绍到欧洲

　　

　　《全志》比较系统地介绍了《本草纲目》所采用的16部60类药物分类方法， 并指出这种分类法将药物按照从低级到高级的方式进行排序， 认为李时珍“将所有的植物分为16部， 并且细分为60个种类， ……因为’火‘和’水‘是两种主要的元素， 它们是所有其他产物的首要原则， 因此， 这部着作以这两个类别作为篇首。第二类是’土‘, 因为土地是万物之母， ……最后一类是人的身体， 因此， 这种分类法以自然界中最常见的、卑微的作为开头， 并且以最高贵的、最杰出的作为结尾”[3]208.

　　

　　关于《本草纲目》的药物分类法是否对欧洲学术界造成了一定影响， 目前尚未发现直接的证据。瑞典植物学家林奈 （Carl von Linné， 1707-1778） 所创立的植物分类法或许曾参考过《本草纲目》的药物分类法。但林奈并未来过中国， 他对中国植物的了解多来自于受他派遣来华考察的学生奥斯贝克 （Pehr Osbeck, 1723-1805） .奥斯贝克在《中国及东印度游记》中并未提及《本草纲目》， 且从书中的描述来看， 奥斯贝克不通汉文， 自然也无法阅读《本草纲目》， 但是奥斯贝克在着作中多次提到了《全志》的内容[14].由此推断， 对中国有着浓厚兴趣的林奈或许也读过《全志》， 并且注意到《本草纲目》所采用的药物分类方式。总之， 《全志》将《本草纲目》的分类法介绍到了欧洲， 或许会对欧洲植物学分类法的开创有所裨益。

　　

　　5 小结

　　

　　明清时期， 欧洲对出产于东方的植物、药物等资源有着迫切的需求， 因此， 传教士所带回的关于中国植物以及药物的介绍就显得十分重要。在这种背景之下， 或出于对东方的研究兴趣， 或出于对资源的需求， 《本草纲目》这种收录了广泛的博物学内容的书籍自然能够引起欧洲学者的关注。《全志》摘译了《本草纲目》中关于中药药性理论以及16种药物的介绍， 一方面让欧洲学者更加了解中国的药物及中医学所特有的药性理论；另一方面也将《本草纲目》第一次如此全面、系统地展现于欧洲学者面前。可以说， 《全志》的成书是《本草纲目》在欧洲传播的一个重要标志性事件。对许多既不懂汉文、也无法接触到《本草纲目》的欧洲学者来说， 阅读《全志》是当时最好、也是唯一可以了解《本草纲目》的方式。而在18-19世纪期间， 欧洲学者围绕《本草纲目》开展了大量研究， 或许与《全志》将《本草纲目》介绍到欧洲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

　　

　　参考文献

　　

　　[1] 蓝莉。请中国作证：杜赫德的《中华帝国全志》[M].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5.　　

　　[2] 潘吉星。《本草纲目》之东被及西渐[J].药学通报， 1983, 18 （10） :14-16.　　

　　[3] DU HALDE.Description of the Empire of China and Chinese Tartary[M].London:E Cave, 1738.　　

　　[4] 李时珍。本草纲目[M].明万历二十一年癸巳 （1593） 金陵胡承龙刻本。　　

　　[5] 卜弥格。卜弥格文集：中西文化交流与中医西传[M].爱德华·卡伊丹斯基， 译。张振辉， 张西平， 再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3:336-482.　　

　　[6] 阿塔纳修斯·基歇尔。中国图说[M].张西平， 杨慧玲， 孟宪谟， 译。郑州：大象出版社， 2010.　　

　　[7] 李明。中国近事报道 （1687-1692） [M].郭强， 龙云， 李伟， 译。郑州：大象出版社， 2004:105-203.　　

　　[8] 夏瑞春。德国思想家论中国[M].陈爱政， 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7:18-19.　　

　　[9] 阎国栋。俄国汉学史：迄于1917年[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6:72.　　

　　[10] 利玛窦， 金尼阁。利玛窦中国札记[M].何高济， 王遵仲， 李申， 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1:9.　　

　　[11] 林日杖。明清时期来华耶稣会士对中国大黄的记述及其原因[J].福建师范大学学报， 2011 （2） :128-134.　　

　　[12] 陈明。《西药大成》所见中国药物的书写及其认知[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 2017, 49 （4） :55-64.　　

　　[13] 付璐， 肖永芝。波兰传教士卜弥格药学着作初探[J].中华医史杂志， 2018, 48 （3） :158-163.　　

　　[14] 彼得·奥斯贝克。中国和东印度群岛旅行记[M].倪文君， 译。周振鹤， 校。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6:89-112.